急功近利的“后遗症”

　　手机实名制能否解决电话诈骗、短信骚扰、广告轰炸等困扰，还需要时间去验证。公众最担心的，是个人信息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？因为个人信息不仅交给了运营商，某些售卖手机或电话卡的小店也可收集到相关信息；何况骗子无处不在，可以用假身份证注册或将服务器转移到国外，又该怎样防范？公众的这些担忧并非多余，关键在于相应配套措施没有出台，实名制的推行显得匆忙且急功近利。一项政策的推行，不应由公众承担“后遗症”的代价，公权部门和运营商应担起责任，完善配套措施，并在具体操作中落实。　　　

　　沟通从哪里开始

　　手机实名制本是为了防范坏人、打击犯罪，但问题是，现在连高仿真的假牌假证都“物美价廉”、唾手可得，实名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防范坏人，确实值得怀疑。与未经证实的成效相比，普通市民却要为此增添不少繁琐手续。比如办理查询密码、打印话费单等业务，以往只需本人前往即可，现在则需补办实名登记手续。这样壁垒森严，会不会在打压犯罪分子之前，先增加市民的生活成本？而在这样一个人人需自证清白才能立足的社会，“沟通从心开始”的美好愿望只会渐行渐远，成为一种镜花水月的幻影，折射出这个时代的荒诞。